在汉武帝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之前，齐文化是一支相对独立的地域文化；其后，便与鲁文化等融为一体。她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来源之一，又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。本文试对齐文化的模式、特点及其历史意义作一探讨，以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整体研究有所裨益。
所谓文化模式，通常是指一民族在特定的环境中创造、累积的各部分文化内容之间彼此联系而成的系统的文化结构。基于这一理解，我们首先对齐文化模式作一简要分析。
齐文化的地理环境。齐文化赖以生存的地域主要在今天的山东半岛，向外辐射至河北省的东南部、河南省的东部、江苏省的北部、安徽省北部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，相当于古青州。《尚书·禹贡》说：“海岱惟青州……浮于汶，达于济。”就地理形势而论，齐文化圈地处黄河下游，华北平原的东部，南枕泰山，东北、正东和东南三面环海。这种依山、抱原、滨海、襟河，丘陵、湖泊镶嵌其间的地理环境，是与中原文化和鲁文化根植的内陆河原地带不同的。由此看来，齐文化可谓半岛型文化。
齐文化的经济结构。半岛地理环境对齐文化的经济结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。因为齐地滨海多山，有丰富的鱼、盐、林木和矿藏资源，加之水陆交通便利，所以工商业特别发达。据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记载：“太公至国，……通商工之业，便鱼盐之利，而人民多归齐，齐为大国。”可见太公封齐建国伊始，便把优先发展工商业作为基本国策之一，并且在推行的过程中大见成效，使齐国世受其益。这一优良传统由桓管发扬光大。《齐太公世家》又载：“桓公既得管仲，与鲍叔、隰朋、高修齐国政，连五家之兵，设轻重鱼盐之利”。《国语·齐语》亦云：“通齐国鱼盐于东莱，使关市讥而不征，以为诸侯利，诸侯称广焉。”可见，这时的齐国在工商业发达的基础上，对外贸易也迅速发展起来。自此以降，直至战国、秦汉，齐地的鱼盐业、纺织业、冶铸业、制陶业、商贸业都远远地走在前列。齐地有辽阔而肥沃的平原，所以农业经济也非常发达。据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载：“齐带山海，膏壤千里。”《战国策·齐策一》亦载：“自泰山属之琅邪，北被于海，膏壤千里。”“齐地方二千里，带甲数十万，粟如丘山。”凡此都是对当时齐地农业生产真实写照。此外，齐地还有发达的畜牧林业和家庭副业。总之，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条件，齐国形成了农、林、牧、副、渔、工、商、贸一体的复合式经济结构。
齐文化的政治及意识形态结构。齐文化中多样一体的经济结构，决定了其政治及意识形态不是单一的。如众周知，我国古代是君主制社会，先秦时期的齐国自然也不例外。当时齐国的最高统治者称为“公”、“侯”、“君”、“有地牧民者”。君主掌握国家的大权，且君位是世袭的。然而在君主制之外，还有社稷主和民本思想，此其一。禹夏尊天命，殷商重神权，西周尚礼治。春秋以降，法制在晋、秦地区占据了主导地位，鲁国却依然维持着严格的礼治秩序。而齐国则与上述三国不尽相同，既重礼亦尚法。《管子》说：“法出于礼，礼出于治，治，礼道也。”这样，在“治”的面前，礼与法得到了统一，此其二。懦家重义而轻利。法家见利而忘义，刻薄而寡恩。齐文化则不然。《管子》说：“国有四维……二曰义”，“君以利和”，“安高在乎同利”。在此，义与利结合起来了，此其三。类似的文化现象还可以举出很多很多，姑不细论。
总之，从文化模式的角度观照，齐文化系由内陆与海洋、农业与工商业、君主与民本、礼与法、义与利等诸种因素多层次、层面的网络结构而成，故而我们将其定为半岛复合型文化模式。
正是在半岛复合型模式的作用下，在千百年的发展历程中，齐文化形成了许多特点。
其一，变革性。古人云，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。这种主变合时的革新精神，在齐文化中有着突出的体现。如《管子·正世》所言：“不慕古，不留今，与时变，与俗化”。外化在齐人的行动上，则表现为齐国史上所发生的三次伟大变革运动，即西周初叶的姜太公变革、春秋中前期的桓公管仲变革和战国时期的齐威王邹忌变革。实践证明，齐国的每一次变革都为其生命机体注入了新的血液，使其焕发出朝气蓬勃的活力。
其二，开放性。齐文化是尚变革的文化，开放的文化。它主要表现在经济上的开放。姜太公从立国那天起，就积极推行“通商”政策，将齐国以外的广大地区和许多诸侯国都纳入本国的经济发展体系中。管仲执政期间，发扬光大了太公的开放的经济政策，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，以“来天下之财”，出现了“天下商贾归齐若流水”的局面。战国时期，齐都临淄成为商贾云集的海内一大都会即是明证。直至西汉，临淄仍然“市租千金”，风采不减当年。齐文化的开放性还表现在人才的开放等方面。《管子·牧民》说：“毋曰不同生（姓），远者不听；毋曰不同乡，远者不行；毋曰不同国，远者不从。”这三句话体现了齐人容纳百川的胸怀和深刻的开放思想。
其三，多元性。齐文化不仅在政治、经济层面，而且在思想、学术方面都表现了明显的多元特点。前者已见上述，后者试以稷下学宫证之。战国时期，齐国统治者在临淄稷门之下建立了富丽堂皇的学宫，以优厚的待遇，招揽天下贤士，多时可达数百千人。当时，举凡儒、道、法、墨、兵、阴阳、纵横等各家各派的学者大都云集于此，或讲学授徒，或著书立说。稷下诸子百家，由于阶级、阶层，政治倾向、地域文化、心理结构、思维方式、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，各有其独特的政治、经济、伦理、哲学思想，各有其理论重心、学术动机与目的。然而，无论稷下诸子持有何种学说，是否适合统治阶级的现实政策需要，都能在稷下存在、发展。各种理论学说在这种宽松的文化、社会环境中，共存并立，竞相争高。
其四，务实性。所谓务实，就是从实际出发，因地制宜。比如：齐国建国初期所处的地理环境适于向工商型经济发展。因此，姜太公从实际出发，制定了优先发展工商经济的战略，从而为后来齐国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春秋时期，齐国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，疆域扩大了，土壤也改良了，农业发展的条件基本成熟了。桓管君臣根据变化了的情况，又制定了大力发展农业的方针，进行了诸如“井田畴均”、“相地衰征”、“勿夺农时”一系列改革，把农业与工商业同视为重要的经济基础。战国时期，齐国工商业一度出现了畸型发展趋向，破坏了齐国经济良性发展的秩序。这时齐国统治者和思想家们又提出了“重农抑商”的主张。这些经济政策的调整都是合乎实际的。再如：历经商周鼎革，春秋巨变，到战国时期，人民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，民本思想已然成为强大的潮流。在这样的形势下，齐国的开明政治家和思想家们提出了政顺民心的主张。凡此无不体现了齐文化的务实精神。
齐文化的历史意义，可从以下方面来考察。
其一，齐文化源流绵长。齐文化不是无源之水，无本之木，她来源于先齐时期的东西部两大文化圈。所谓东部文化圈意指以今山东省为中心，延及辽东半岛、苏北淮河下游、豫东、冀东南等广大地区，由一定数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因素，以程度不同的凝结形式所构成的一个文化丛。这一文化圈主要包括三部分，即东部地区文化、东夷文化和裂变的殷商文化。如果说东部文化圈位于黄河下游的话，那么西部文化圈则处在黄河中游。这一文化圈包括两个系统，即姜炎系统和姬黄系统。公元前11世纪，殷鼎迁周，天下更始。姜太公以首功得封于齐后，“因其俗，简其礼”，创造性地把西部新兴的姬周政治集团的各种制度及风尚，与东夷人的礼俗、传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，从而创造了新型的齐文化。它形成后，像一条波翻浪卷的大河，以多源的丰厚底蕴、充沛的生命活力，奔腾不息地流过西周、春秋、战国、嬴秦，到西汉前期终于汇聚到传统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了。由此可知，源流绵长的齐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。
其二，齐文化博大精深。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，古齐大地曾经孕育了一大批彪炳青史的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思想家、科学家。荦荦大者有：姜太公、齐桓公、管仲、晏婴、孙武、司马穰苴、齐威王、孙膑、邹衍、邹忌、扁鹊、甘德、徐福、淳于意等。正是这些杰出的人物与素以勤劳、勇敢、智慧而著称的齐地劳动人民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齐文化。比如：齐国政治文化、经济文化、管子学、晏子学、稷下学、兵学、科学、齐经学、语言文字、文学艺术、宗教民俗等。其中，《管子》被誉为我国第一部百科全书；《考工记》被誉为我国第一部科技经典；《孙子兵法》被誉为我国的古代兵学圣典；稷下学宫更是我国第一所官办大学。从事功方面来看，西周时期，姜太公治齐，通商工之业，征五侯九伯，“故齐冠带衣履天下，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，“（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）齐国为东方大国；春秋时期，齐桓公尊王攘夷，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齐国成为五霸之首；战国时期，齐威王知耻反勇，励精图治，一鸣惊人，齐国列为“战国七雄”；齐闵王时期，齐、秦互称东、西二帝，可谓双峰对峙。当时东齐、西秦、南楚三足而鼎立，大有天下三分之势。直到西汉，临淄依然人众殷富，巨于长安，非皇帝亲戚子弟不得分封于此。由此可知，博大精深的齐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其三，齐文化影响深远。早在汉武帝之前，齐文化就以巨大的辐射力波及四方。孔子曾在齐地闻韶，发出尽善尽美的惊叹，为此“三月而不知肉味”；孟子居齐，长达近20年之久，齐文化的“社稷是主”和民本思想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，终于喊出了“民为贵、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（《孟子·尽心》）的时代强音；荀子在稷下学宫“三为祭酒，最为老师”，既接受了齐文化的熏陶，又为齐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。邹衍的“五德终始”学说，成了秦始皇和汉高祖改朝换代的理论工具；齐地的神仙方士和海上仙话，使秦始皇和汉武帝心醉神迷；黄老之学和无为而治的思想，导致了汉初的文景之治。汉武帝为了统一思想，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，推行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政策。齐文化并未因此泯灭，而是向两个方向发展开去。其一，齐文化与鲁文化相结合，形成经学，从而走向了宫廷和庙堂；其二，齐文化与楚文化相结合，形成道教，从而走向了山林和民间。此后，齐文化以其惊人的顽强的生命力，对历代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民俗等各个层次和层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，对民族精神、性格和心理的塑造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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